安庆的陷落，对于革新军的战略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通往南京的道路已经被扫平，且再无值得一战的对手。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晟反而不再着急，甚至都不愿意急切的去进攻南京。
原因也很简单，对于实力急剧膨胀的革新军而言，取江南可能并不困难，但是想要守住江南，将江南变成如同郧阳一般的根据之地，却显得十分困难。
江南富庶，人人皆知，但是具体到整个大明的财政体系来看，仅仅占据全国十六分之一田土面积的江南八府，即苏松常镇应杭嘉湖等地，却贡献了足足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税粮，堪称大明朝的重要财税重地。
但正因如此，也使得江南之地的治理变成了一个大难题，其中江南逋赋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大明朝财政日益枯竭与这一点也分不开关系。
所谓的逋赋，即未出之赋，指未能按时按量缴纳的田赋。
当然，江南逋赋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年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曾经与陈友谅和张士诚交锋，在经过十余年的鏖战后，终于击败了这两个对手，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后，对原来的陈友谅和张士诚统治区域存在一定的政策倾斜。
就好比在课税方面，昔日的镇江府作为最早归附于朱元璋的地区，自然也得到了大量的优待，像税粮征收、蠲免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反之像苏松嘉湖等原属张士诚势力范围的江南核心区域，却长时间被施加重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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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除了重赋以外，朱元璋甚至还专门规定，“苏松江浙官毋得官户部”，即从政治层面上将苏松嘉湖等地官员从政策上改变重赋的出路彻底堵死，可以说当时的江南虽然是财税重地，可实际的政治地位并不高。
当这种情况长期持续时，自然也酿成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江南地区对大明朝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尤其是江南本土士绅，在面对即将灭亡的大明朝时，没有丝毫的忠诚可言，同时也衍生出了逋赋的问题。
除此之外，江南的逋赋问题也跟大明朝粮长制度的崩塌有关系，毕竟这种制度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变化，其实施成本已经变得极为高昂，无法长时间维持下去，因此到了仁宣时期，大明朝为了保证税粮可以正常征收，便采取了一套新办法。
这个新办法即加强官府的直接介入征收力度，也就出现了专门负责基层管粮的官员，比如由通判、县丞专门负责催粮，与督粮道、巡抚共同构成了地方三级税粮征解体系。
严格来说，这一变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大明中期，像胡概、叶春和周忱等三人就曾经以雷霆手段打击江南豪猾，着着实实将逋赋问题治理了一番，全面整顿了江南的财税问题，实现了从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间“税粮俱完，全无拖欠”的奇迹。